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和动向，对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领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政治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危害，一些错误思潮在疫情结束后可能会进一步凸显和蔓延，对疫情期间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苗头性风险及时研判，有助于防微杜渐，充分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其突发性和严重性，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同时由于新冠肺炎属于新型病毒，目前没特效药，使得社会公众产生了集体焦虑的心理，主要出现的问题有：
一、党员干部中出现的“大棋论”、“阴谋论”
疫情出现以来，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了所谓的“大棋论”、“西方阴谋论”，由于疫情紧急，很多地方采取了“封城”、“禁行”，甚至“封路”的非常之举，这些非常之举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由于初期疫情确定标准的不统一和各级通报的时间差，引起了个别人对这些举措背后原因的猜测，于是一些臆测性质的论调便随之出现，进而煽动盲目排外仇外心理等等，误解、曲解甚至妄议中央，故意抹黑政府各项举措，对卫生事件进行过度政治化、经济化解读，这些论调对我国的政治安全造成影响，有些甚至属于“高级黑”、“低级红”，本质上都属于缺乏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缺乏了解，对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常识缺乏了解，这些对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领域都造成了危害。
二、群众中出现的求神拜佛现象
每当大的疫情出现，也正是民间求神拜佛之风兴盛之时，这与群众朴素的民间信仰有关，也与他们对科学防疫知识的不了解有关，加之民间“大疫之年必有大乱”、“庚子年必有大乱”的说法，都对群众的思想形成冲击，也使得群众中求神拜佛的现象增多，由于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宗教场所关闭，群众不能聚集到合法宗教场所，一定程度上存在居家烧香磕头的可能性，客观上有充足的时间去“悟道”、“修心”，强化自身有神论思维，如果不加以重视，疫情过后就可能会出现党和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取得的战“疫”胜利果实被摘走，出现“感谢神送来了共产党”这样的现象。
三、宗教团体趁机拉拢信众
与普通的群众求神拜佛的民间信仰不同，宗教团体拉拢信众有强烈的目的性和严格的程序性，教众均具有强烈的传教意识。在疫情期间，多数宗教会渲染自身教义中的“末日论”、“赎罪论”、“鬼祟论”等，利用群众的恐惧心理来发展信众，新冠肺炎的未知性加深了群众的恐惧心理，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宗教就永远有市场，宗教理论更容易使流行疾病被普通人群用自身现有的知识进行解释，也就更容易在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流行。在此次三级防御的过程中基层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应对宗教势力在广大农村地区争夺群众基础这一问题引起重视。
四、不规范使用专业词汇导致的地域污名化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一些细节性问题背后所凸显的价值导向也是值得注意的，新冠肺炎自2019年12月底发生以来，随着疫情的变化及公众对其的关注，先后使用“病毒性肺炎”、“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武汉肺炎”甚至个别媒体在转载国外报到时直接使用“中国肺炎”这样带有地域歧视和污名化的称呼，及至2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统一称谓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这一看似细节的动作折射出的则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国外影响的双重考量，甚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样的大局观下的必要之举，因此在使用专业术语、印发宣传标语和警示文字时应尽量避免带有地域和个人身份特征的词语，使用官方术语，诸如“武汉回乡，亲人出丧”“武汉回来莫乱跑，传染肺病不得了”等一些看似“硬核”实则违背公序良俗的粗俗标语应予以改变。
五、专业研判机制的缺失
随着网络的发达、自媒体的兴起，在突发应急事件时，真相不及时，谣言就会满天飞，但是一些证据不充分的“真相”则需要相应的专业机制来现行识别，不应因噎废食。如李文亮事件的发酵跟进，网络空间需要净化、不实言论需要澄清，不能因噎废食，亦不能越俎代庖，应交给专业机构和人员鉴定得出结论，一棍子打翻一船人的本质则是懒政怠政惰政的体现。
针对以上苗头性现象和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疫情结束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逐步加大基层党员干部的培训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层党员干部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牺牲，基层党员干部的培训通常因规模较大而时间相对较短，但是他们依然坚定站在第一线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证明了我们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取得了实效的。鉴于仍有个别同志可能受到疫情中错误思想的影响，妄议中央、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应在培训中重点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基本常识，意识形态基本知识，宗教基本知识及卫生防疫知识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加强先进事迹宣传，弘扬正气
挖掘一批本地在抗疫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大力宣传，进党校、进基层、进社区、进学校等，确保舆论的主阵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确保抗疫的胜利果实收入党和人民囊中。
三、建立专业应急机制和专家库
此次疫情中李文亮事件及武汉前期防控不力，在社会公众及新闻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成为大众关注点，伴随着社会专业分工的精细化，在遭遇突发事件时，迫切需要及时高效的行政决策，以往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解决的问题在遭遇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如医疗卫生、农业农村、经济金融、法律、意识形态等问题时盲目决策容易弄巧成拙，依托本地区专业人才建立专业应急机制和专家库，能提高决策的及时性和专业性。
四、加强民间宗教场所管理
疫情结束后，伴随着宗教场所的相继开放及教职人员和教众的放开活动，礼拜、聚会、传教等活动可能会出现反弹，应采取措施防止一些宗教尤其是来自境外的教派传教者借机渗透，发展信众，对基层的群众基础造成侵蚀，甚至演变成间谍活动，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